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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老虎彩票
                                                                          发稿时间:2020-09-18 22:56:31

                                                                          崔大使: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近年来中方在金融领域出台一系列开放新举措,包括取消外资在金融服务业投资的相关限制等。对于很多美高科技企业而言,他们都在增加在华投资和运营规模。特斯拉在华设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潜力,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希望成为中国经济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并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投资环境、法律制度。

                                                                          崔大使:感谢财长先生所给予的访谈机会。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经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经济快速复苏。近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了聚焦刺激国内消费的“内循环发展模式”。很多美国人都在问,中方这种强调经济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否可能意味着要与全球经济脱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崔大使:首先,很高兴同财长先生再次交流,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此次访谈节目。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二十多岁。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到紧临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插队,在那里种植大豆和小麦5年多。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工作时间处于改革开放年代,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样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和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经历,这让我对中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对彼此有何需求、如何相互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外交职业生涯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我的好奇心有关。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原因,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联合国译员并在纽约总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鲍尔森:你的回答非常睿智。显然,中国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和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但问题的关键是理解和对话,弄清楚哪些方面能达成共识,哪些方面存在分歧,哪些地方存在潜在冲突,如何有效避免冲突,防止局势失控,我认为这些问题特别重要。你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已7年多时间,见证了很多事情,包括美中共同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过渡到特朗普政府、美中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艰苦的美中经贸谈判等。我曾看到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同特朗普总统、刘鹤副总理站在一起,也看到当前双边关系恶化的危险态势。回顾7年任期,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鲍尔森:你说得太对了。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低点。在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坦率地讲,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如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问题。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坦率地讲,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台湾、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如果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要么涉及中国领土,要么处于中国周边,没有一个靠近美国,更不在美国领土范围之内。对中方而言,这些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有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明明都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进程中,我们必须解决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正如我刚才所言,中美关系确实复杂,有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幸运的是,我们双方长期以来很好地管控了分歧。但当前形势令人担忧甚至警惕,美国一些人试图突破“红线”,这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希望人们能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不过,报道指出,在疫苗时间表问题上,特朗普这一最新预测,与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说法并不一致。8月28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参加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主持的“对话鲍尔森”播客访谈节目,重点就当前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国际治理、中国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交流互动。有关访谈内容已于9月14日对外播出。全文实录如下: